（尝试我的第一条超长推文 :-) 麦基的书本质上是一本关于苹果公司的传记，但重点在于它与中国的关系。它赞美了苹果的天才——苹果组织，而不是史蒂夫·乔布斯或蒂姆·库克——却指责该公司最终对中国的完全依赖。尽管其最终目标是提出一个地缘政治观点，但在此过程中，这本书也毫不掩饰地夸大了苹果在中国发展中的作用。 它基本上认为，苹果是中国先进工业化过程中最重要的老师。 与其他电子制造商不同，苹果没有使用标准化的现成部件。每一个小组件都是由苹果工程师与供应商合作定制设计和生产的。苹果要求其供应商以高质量、低容差、低缺陷率和极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复杂产品。不仅仅是1000万辆大众汽车，而是1000万辆法拉利。而且我们谈论的是每隔一年就有重大、往往是激进的产品升级的法拉利。 苹果对生产过程的微观管理是如此极端，包括对供应商使用的设备的所有权，以至于它应该被视为主要制造商，仅仅将劳动和房地产的管理外包给供应商。 麦基和苹果会让你相信，苹果不仅生成了蓝图知识，还生成了关键的隐性知识，并将其转移给了供应商，最终转移给了中国。 这本书让人觉得，苹果对中国的重要性不亚于台湾和香港的企业家。（没门，抱歉。） 可以这样类比：史蒂夫·乔布斯和他的设计部门完全基于设计和功能构思出疯狂的想法，并命令他的工程师想办法实现，无论如何。工程师们因此成为了共同创造者。 但工程师们从工程的角度提出了“可行”的想法，而不是从大规模生产的角度。 同样，苹果的供应商也必须想办法大规模生产这些“可行”的疯狂想法。 如何在要求的规模和效率下生产，并达到要求的质量，保持低错误率，是一种独特的创造。这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创新，过程创新，确实应该被视为共同创造。 东亚从未得到应有的认可。它长期以来被描绘为其他地方生成的前沿技术的接受者。但这些技术并不会自己大规模生产。 这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重要区别：两者都进行大规模生产，但只有其中一个能够高效地进行大规模生产。马祖卡托在她的《企业家国家》中赞美了国家在资本主义创新中的作用，但在她对日本和苏联的比较中，她明确指出，资本主义公司的动态角色是将创新转化为大规模产品。 就像乔布斯和他的工程师一样，苹果可能设定了其供应商生成隐性知识、无数微创新的条件。但这些知识实际上是由供应商在实践中生成的。 叙述也明确指出，苹果在中国所做的事情在其他地方是不可能的，或者至少非常困难。 这需要一个拥有工程人才的本地供应商聚集（书中和科技界通常称之为“生态系统”）。我想人们已经讲述过这个轶事：如果你需要一个高度专业化的微螺丝，短时间内在中国可以通过一个电话快速批量获得，但在德克萨斯州可能需要两个月。 这还需要一个迅速消除障碍的国家，无论是土地许可证还是电力或劳动力短缺的问题。 同样重要的是，它需要一个非常灵活、尽责的劳动力，这些劳动力不一定一开始就具备技能，但可以被训练到苹果所要求的严格标准。 你知道我想说什么 ;-) 在苹果完全依赖中国之前，它曾尝试与亚洲以外的公司签约。韩国的乐金在墨西哥和威尔士有组装iMac的工厂。台湾的富士康在加利福尼亚和捷克共和国有工厂。富士康在管理劳动问题方面优于LG，部分原因是它在内部专制方面做得更好。但富士康最终将几乎所有苹果的业务转移到中国，除了其他原因外，因为它在中国对劳动的专制管理优于大多数其他地方。 麦基有一章讲述苹果在印度的多元化。显然，该公司内部包含对印度的乐观主义者和悲观主义者。依我看，印度可以再现中国的技术生态系统、供应商网络、优惠的国家政策，甚至可能再现其国家能力。 但它能否再现中国规模的严格劳动队伍？即使在中国的消费电子合同行业，工人流动率也很大。普通中国工人厌恶单调的工作。然而，印度在跨国公司中有更多的工人抗议渠道。它有工会。它有定期诉诸民粹主义的选举政治。 可能由于印度的工资较低，严格管理的重要性就不那么大。但我对此持怀疑态度！苹果是超速运转的O型环生产的终极代表，它需要对工人进行非常严格的控制。

一些澄清。 （1）是的，富士康在书中占据了显著位置。其他台湾承包商也有提到，但富士康获得的关注最多，原因显而易见。书中还提到了“红色供应链”，尤其是立讯精密，中国本土的苹果承包商。 （2）与书中所论述的相反，我并不清楚苹果是否拥有转移到中国的隐性知识和过程创新。这些知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。因此，至少要给予台湾和中国承包商同样的认可。

一些澄清。 (1) 是的，富士康在书中占据了显著位置。其他台湾承包商也有提到，但富士康获得的关注最多，原因显而易见。书中还提到了“红色供应链”，特别是立讯精密，作为中国本土的苹果承包商之一。书中对他们的优势也没有吝啬。 (2) 但在书中，承包商总体上是苹果的配角，因为苹果是“过程知识”的最终创造者。但苹果在中国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全新的。这些知识是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产生的，发生在现场。因此，功劳至少同样属于承包商，无论是台湾的还是中国的。然而整本书围绕着苹果的英雄叙事而设计。